杨代云 中国档案杂志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从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变法“徙木立信”，到一百多年前毛泽东写下《商鞅徙木立信论》，再到中央八项规定这个“ 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三者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如果我们认真加以剖析，会发现贯穿其中的，是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文化传统，更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取信于民的政治宣示。

商鞅“徙木立信”其事

商鞅“徙木立信”的历史故事，源自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商君列传》。商鞅自幼酷爱刑名之学，后来在魏国担任官职。在此之前，魏国因率先实行变法，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特别是李悝废除旧贵族特权、发展农业、提倡法制等措施，为魏国的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商鞅在魏国并未得到重用，但这段经历加深了他对变法的理解。后适逢秦孝公发布《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商鞅毅然西出函谷关，到秦国受命主持变法。当时秦国政治守旧，老百姓对推行新政也疑虑重重。商鞅深信变法能令秦国走向繁荣昌盛，甚至超越魏国。然而，在逆境中如何开局成为成败的关键。商鞅为取信于民，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宣称谁能徙置北门，奖励10金。群众议论纷纷，观望不前。商鞅见无人应征，便把赏金提高到了50金，终于打动一人将木头由南门搬至北门。商鞅兑现承诺，当即赏赐50金。通过“徙木立信”这个巧妙的实践，商鞅不仅成功地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也为后续的变法打下坚实的基础。

商鞅“徙木立信”操作精妙得当，让民众认清他言出必行、赏罚分明的坚定态度，大大减轻了群众对实行变法的疑虑和抵触情绪。然而，在更深层面上，变法之所以得到百姓信任，是他们从中获得了发展机会。如变法摆脱宗法制束缚，推行“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阶层固化。同时，变法确立律令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秦国太子犯法，商鞅不避讳问题，直言“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狠狠惩罚了太子的老师。自此，秦国人都遵守法令。商鞅变法推行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商鞅变法不仅是一种强兵之术，更是一个治国理念的尝试，使秦国通过剧烈的制度改革，政治、经济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生产迅速发展，战争节节胜利，在综合国力上快速跃进为七雄之首，改变了战国争雄的格局。

毛泽东作《商鞅徙木立信论》

两千多年后的1912年6月，19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作文竞赛中挥洒自如。这位胸怀天下的青年人，带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改造旧世界的志向，写下气势恢宏的《商鞅徙木立信论》。文章不仅文字简练、极具文采，更为重要的是透过立论和观点，展现作者“经世致用”的求学方法，以及湖湘文化的深厚底蕴。文中称赞商鞅为有史以来“ 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变法目的在“保人民之权利”。《商鞅徙木立信论》将历史典故化作时代呼唤，其立意与申论堪称跨越时空，读来常悟常新。

1912年毛泽东中学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史，从开篇“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事”，可知《商鞅徙木立信论》亦是他的读史体会。他并非机械地为读而读，而是以历史为镜鉴，认识、理解、解决社会问题。当时正是清朝灭亡、民国初兴之时。此前，清政府面对中外变局，不得不作出某些权变性改革，如废科举、筹立宪等，还规定了立宪期限，从而使社会各界对清廷仍抱有幻想。就在《商鞅徙木立信论》诞生的前一年（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废除军机处，实行责任内阁制。但由于阁员中皇族过多，时人讥为“皇族内阁”，斥为骗局。为此，立宪派多次上书抗议，甚至请愿，结果都被驳回和弹压。梁启超哀叹“政府自弃于国民”。连《申报》这样持中间立场的报刊，都对此表达了极大愤怒。正如毛泽东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所说，“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以“皇族内阁”为标志的虚假权力操弄，使时人认清了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国民彻底失望之下，也进一步加剧了革命爆发，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

毛泽东这篇论文仅400多字，国文教员柳潜阅卷后给出满分，并作了多个眉批和总评，计100多字，毫不吝惜赞美之语夸奖毛泽东和文章“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力能扛鼎”“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此时的毛泽东刚刚从闭塞的农村来到省会长沙不久，对于外面新的世界接触还不多，但透过这篇雄文已经能够看出青年毛泽东受到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通过商鞅以“徙木立信”树立公信，敏锐捕捉到政治革新与民心向背的辩证关系。他先是肯定“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继而感叹“ 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从他的看法与主张中，我们已经窥见贯穿毛泽东一生的政治理念：取信于民，立信为民。在其后漫长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他始终坚守这个理念，一生追寻，矢志不移。

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

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否则，若任其发展，将严重削弱党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动摇党的执政根基。2012年12月4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不到20天，习近平总书记就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八项规定只有600多字，篇幅不长，却字字着实、句句硬朗，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八项规定一子落地，作风建设满盘皆活。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邪气被刹住，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被纠治，乱搞腐败浪费、吃拿卡要、庸懒散拖、形式主义的减少了，而讲求朴素务实的增多了。广大党员干部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激发出更多、更强的为民务实清廉的自律和自觉，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基层治理、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中主动担当作为。八项规定成了改变政治生态和社会面貌的标志性举措，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实践充分表明，八项规定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局，深刻改变了中国，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进程中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党以作风建设新气象赢得了人民群众信任拥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

在过去十多年中，经过全党上下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作风问题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直至真正化风成俗。抓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没有休止符。党中央决定，自2025年全国两会后至7月，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再次表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驰而不息正风肃纪的坚定决心。此时重温两千多年前精妙的商鞅徙木立信故事、重读百年前闪烁着思想锋芒的毛泽东《商鞅徙木立信论》，自是别有一番收获。泱泱华夏，孕育了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今贯通。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徙木立信”带给我们的现实启示愈发清晰：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公信力的根基在于落实。正如商鞅以“徙木立信”奠定变法根基，《商鞅徙木立信论》言明远大心志，中央八项规定也是通过徙不正之风之木、立锐意改革之信，一个毛病一个毛病纠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突破，一年接着一年坚守，在破除积弊中重塑政治生态，在革故鼎新中巩固执政根基。中央八项规定，无疑是读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一把“钥匙”。当“徙木立信”从变法图强的历史典故升华为取信于民的政治智慧，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刀刃向内的勇气与全面从严治党的自觉。这份跨越千年、百年的精神传承，正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解“历史周期率”的密钥，也是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力量源泉。当前，全党正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我们更应该以史为鉴，提高认识、增强信心，从中华五千年文明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把好传统带进新征程，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

文章来源：《中国档案》2025年第6期

作者单位：中央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