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懋金，1917年2月出生于四川万县河口乡一个地主家庭。他自幼好学，勤于思考，5岁开始跟着祖父何成芝读古书，8岁转入新学，先后在天元寺小学、万县县立中学、致远中学、重庆求精中学读书，成绩优秀。在高中期间，正值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何懋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抗日歌咏队”，发挥自己能拉会唱的特长和同学们一道在校内外宣传抗日。寒暑假回到家乡，他又发动乡里的青少年学生组成“抗日救亡促进团”，教唱救亡歌曲，排演街头活报剧、画漫画、出版报，并利用赶场机会，到河口、让渡、凉风、杨河溪等地巡回演出，揭露日寇罪行，为前方将士募集寒衣、筹募捐款。
1944年，何懋金抱着立志改革农业的愿望，考入了迁到成都的金陵大学农经系。在校期间他经常与学校的进步教授和同学们探讨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秘密阅读解放区土地改革和整风文学，如饥似渴地学习《资本论》、《大众哲学》、《新经济学》等革命书籍。并在党中央派来的老党员王同志的带领下成为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协会”的首批成员和积极分子之一。
日本投降后，1946年金陵大学迁回南京，何懋金转入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农经系。在此期间，他一边求学，一边开展进步活动，他发起成立了“离离草社”，担任该社主要领导。经常组织“草社”同学阅读进步书籍，讨论时事政治，同时还办专栏、出壁报，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这年冬，在王同志的培养下，经过实践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何懋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六个月后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内战全面爆发。全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内战运动。何懋金，一个不惹人注目的地下工作者，在四川大学的校园内如同一个普通学生有时和同学谈天说地，针砭时弊，有时挟着一捆捆纸卷或书籍（均系国民党查禁物），神态自若地从男生宿舍来到女生院。然而他并不单是一个普通学生，他一直在团结群众力量，从事革命工作。
1947年，何懋金在川大校内发起成立“黎明歌唱团”和“秧歌队”，他是两个团的负责人之一。他出钱为歌唱团买钢板、蜡纸、纸张，选进步歌曲，组织积极分子分头印刷，还亲自去校油印室与工友一起摇油印机。他经常组织同学大唱革命歌曲，宣传革命真理。尤其是他教唱的《跌倒算什么》这首歌，当时在激励同学不畏艰难、拼搏向上和催人奋进方面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歌唱团在校内作过多次演出，每次都座无虚席，何懋金则每场都有出演，尤其喜爱演奏二胡曲《病中吟》和《金蛇狂舞》。同时他们还在成都市区的新新新闻大厦举办了募捐义演，反响热烈，收获远远超过预期，因而受到反动当局的严重警告。
同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制造了镇压学生的“五·二○”血案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迅速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为了声援京沪的学生运动，6月2日，何懋金参与组织川大师生在大礼堂召开大会，会上与国民党特务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会后在校内举行了示威游行。何懋金领着同学高呼口号，并用粉笔沿途书写标语。
作为解放战争时期川大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何懋金工作积极，作风随和，在党内和同学中都有较高的威信，是川大党总支委员。他主张积极扩大党的组织，反对关门倾向。在他的主张下，1948年川大党组织获得较大发展，仅他自己就发展了10多名同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何懋金还受组织委托，担任了川大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协”的领导工作。他组织“民协”成员积极带领同学们参加各种活动，广泛联系群众，团结中间同学，争取后进同学，壮大革命队伍，为党组织培养和输送有生力量做了许多基础工作。
1948年4月9日，蒋介石调王陵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保安司令，实行安川应变计划。面对蒋介石妄图以四川为战略基地，负隅顽抗，挽救灭亡命运的阴谋，成都市委迅速作出决定，在王陵基来川时，发动大、中学学生，以要求配给平价米为口号，展开“反饥饿、反迫害”的群众斗争，并在4月9日王陵基就职的那一天举行游行请愿活动。川康特委同意了市委的意见，还决定通过上层统战关系向地方势力作工作，要他们不要出来干涉学生的行动。经过一系列的部署和动员，群众发动起来了。4月9日这一天 , 轰轰烈烈的四九运动终于爆发了。何懋金作为党总支委员，是这次示威游行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当川大游行队伍到华西协和大学时，该校进步同学被校方阻挡在教室里出不来。何懋金立即爬上华西坝的钟楼，撞钟鼓动，华大同学趁势冲了出来，与川大队伍集合在一起。在队伍行进中，何懋金跑前跑后鼓舞士气，传递消息，使队伍整齐而又情绪饱满地开到省政府所在地。而早已做好镇压准备的王陵基，拒不接见学生代表，在同学们忍无可忍冲进省政府大门时，王陵基一声令下，手持棍棒、刺刀的军警和特务就大打出手，使200多同学受伤，当场抓走132名同学，酿成了“四·九”血案。川大学生当即绝食一天以示抗议。
事后王陵基实施新闻封锁，不准报纸发消息，不准邮政发通电。川大党组织即派何懋金带着通电和血衣、照片去重庆活动，争取全川、全国人民的支持，以进一步揭露敌人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更有力地打击王陵基的嚣张气焰。何懋金到重庆后立即到各大学串联，散发传单，还向全国各高等院校发出快邮代电，大造声势。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王陵基不得不无条件地陆续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发放了平价米。“四·九运动”扩大了党的影响 ,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 ,进一步加深了四川地方势力与蒋介石、王陵基之间的矛盾，对四川的解放起了积极作用。同时成都民主青年协会也在“四·九运动”中得到很大的锻炼和提高 ,组织也有较大发展。
“四·九”运动后，国民党当局并未善罢甘休，设立了“特别刑事法庭”，公布了所谓“奸匪”、“奸盟”名单，传讯革命学生。何懋金按党组织的安排，不辞辛苦，不怕牺牲，日夜奔走，掩护黑名单上的一些同学撤退，转移到新的岗位，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从而保持了党的有生力量，进一步坚定了同学们斗争到底的信心和勇气。
同年7月，何懋金从川大毕业。根据川康特委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要面向农村，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斗争，迎接解放的指示，何懋金受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的派遣，决定回到家乡，以工作队形式去农村开展武装斗争。此后，何懋金组建了“川东工作队”和党支部，各工作队成员分头在各自家乡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农民运动。
1949年初，何懋金在革命征途上不断开创新局面的时刻，不料成都出了叛徒，一个由他介绍入党的原川大学生王××在丹陵县被捕后，经不住敌人的刑讯，供出了何懋金。3月25日，何懋金在万县河口被捕。
1949年11月27日，何懋金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遇难。时年3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