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页手稿，千钧信念

——从杨开渠教授的一则日记说起

（杨开渠院长手稿）

泛黄的稿纸上，钢笔字迹刚劲有力。1938年1月7日，成都的冬天湿冷入骨。时任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教授的杨开渠，在日记中写道：

“继续研究（再生稻），既无经费，又无法可筹……我为了要有贡献于国家，连家庭的事都不顾，更当鞠躬尽瘁地做下去。我非将我的计划实现不可！”

八十多年过去，纸页泛黄，字里行间的坚定依然滚烫。

（杨开渠院长人像）

写下这段文字时，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四川作为民族大后方，扛起“粮仓”重任，粮食增产迫在眉睫。杨开渠1902年生于浙江诸暨，193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九一八”后，他谢绝日本老师挽留，毅然回国。1936年秋，他受聘来川，主讲稻作学。那时科研举步维艰：经费短缺、资料匮乏、推广受阻。日记中的“既无经费，又无法可筹”，正是真实写照。但他看准了能快速增产的路子——再生稻研究。

此前他已撰文指出：“四川为民族复兴最后之根据地……粮食充裕，实为最重要之前提。”

（杨开渠在田间研究水稻）

杨开渠没有停下。

1938年，他多方奔走，争取到科研补助。没有先进仪器，他就一株株观察、一穗穗记录。从望江校区到三瓦窑新生院，三公里泥泞土路，他坐着颠簸的“鸡公车”往返，车上还抓紧读《资治通鉴》。

学生周开达（后为院士）回忆：“先生常说，搞农业科研，手沾泥、脚踩土，心里才踏实。”

（杨开渠培育的菊花）

他一生爱菊，曾培育300多个新品种。1948年在少城公园办菊展，门票全部捐给贫苦学生作奖学金。

从1938到1945年，杨开渠撰写7份再生稻研究报告，育成“川大洋尖”等优良稻种，在四川推广后增产显著。仅1941至1945年，再生稻在川推广五十余万亩，产量达三千余万斤。八十多年过去。当年的稻作室，已发展为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培养出周开达等一代代水稻专家。

一页手稿，不过方寸。但它记录的，是一个学者在至暗时刻的内心独白，是“川农大精神”最真实的注脚，更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最深情的告白。一脉相承的精神，流过八十余年时光，流过一代代人的血脉，依然奔涌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