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农大红色档案（三）：保路先贤朱国琛等师生校友考释
编者按：在川农大百余年办学历史上，引爆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的关键转折事件——“水电报”，其真实发生地是在四川通省农业学堂的农事试验场，革命党人曹笃、朱国琛、蒋淳凤等我校师生是保路运动的重要领导者；我校师生王右木、康明惠、郑佑之（著名抗日英雄赵一曼入党介绍人）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四川党团组织创立者；杨开渠教授在抗战时期对四川水稻增质增产的研究，强有力地支持了全面抗战时期的粮草供应；新中国成立前后以江姐为代表的我校革命英烈校友们抛头颅、洒热血，书写了取义成仁的壮丽诗篇。为钩沉史实，深入挖掘提炼川农大红色基因，现特推出“川农大红色档案”系列考据报道。
续上篇《川农大红色档案（二）：保路先贤曹笃的校友身份考据》（以下简称《红档（二）》）之论，协同曹笃发送保路运动“水电报”的校友革命党人朱国琛十分值得关注。此外，四川通省农业学堂学生蒋淳风（同志会学生军大队长）、刘以仁、刘养愚都在读书期间加入同盟会，在保路运动中积极组织领导革命活动，先后壮烈牺牲，也值得挖掘考释。
一、朱国琛的城南农事试验场与四川通省农业学堂之关系
1908年，时任农业学堂监督洪守汝在《农业应办各项文》（见图1）中称，东门外的试验场过于狭小，不利于试验的大规模开展，吁请划拨另一处试验场。1909年，劝业道道台周善培（即周孝怀）也曾呈请划拨一处试验场（见图2）。此处值得高度注意的一点是，1908、1909短短两年间，两人所申请的农事试验场地址同在北门外昭觉寺，而且两次申请大致面积相当。因四川通省农业学堂为农政总局创办，1908年四川劝业道成立后，农、工、商便归川省劝业道统一办理，四川通省农业学堂彼时应隶属于劝业道。1909年，拨川录用不久的劝业道下属农务科主事屈德泽继任为四川通省农业学堂监督，劝业道为发展川省农业，由道员周孝怀出面代学堂再向上呈请开辟另一处试验场应合乎史实。
图1：洪守汝《四川通省农业学堂监督洪守汝源条陈农务应办各项文》（1908年）
图2：周善培《督宪批劝业道等会详筹借习艺所公田试验办法文》（1909年）
1909年，四川总督赵尔巽也在奏折中对四川农工办理情形向清廷进行了总结性汇报，奏折中称“省城东门外原有一处，因地势滨江且嫌地小，又与南门外添设一处”（见图3）。作为奏折，该文本严谨性极高，因此这句话值得细细品读。首先，该句指出成都当时有两处试验场——东门外试验场和南门外试验场；其次，南门外的试验场是为弥补东门外实验场之不足；最后，句中“添”字可说明两处场地之关系，即南门外试验场只是东门外实验场的附属增设。而四川通省农业学堂建设之初就有两处试验场——宝川局旁的桑林及东门外试验场（《红档（二）》中已论）。因此，东门外试验场既归属于农业学堂，那么南门外试验场自应“添”属四川通省农业学堂。
图3：赵尔巽《筹办农工要政折》（1909年）
此外，南门外的试验场跟宝川局旁试验场与东门外试验场的功能有所不同。主要是搞种子实验（见图4、图5）。四川通省农业学堂创立之初，因时艰多难，教员缺乏，章程中虽罗列多个农业学科，但并未实际开展，聘请的教员也并不专业，两处试验场主要是种植桑树，以蚕桑为首务，难符“通省农业学堂”之实。随后，为实现综合性农业学科发展，聘请了留日学生及日本人作为教员。在1913年一份《四川农务成绩说明书》（见图4）中称，南门外的试验场在辛亥革命中遭到毁坏，后又重新布置，并聘请日本人技师进行管理。在王笛《清末四川农业改良》（见图5）一文中也对川省重要农业试验场进行了统计，也称该农业试验场是主要做籽种实验的。因此，该农业试验场与四川通省农业学堂试验场发展步骤和功能设置也是高度匹配的。
图4：《四川农务成绩说明书》（1913年）
图5：王笛《清末四川农业改良》（1986年）
经以上的论释，可以认定1911年保路运动时期的南门外的农事试验场应是四川通省农业学堂增设的附属试验场，并与建校之初两处试验场主要搞蚕桑试验相区别，该南门外试验场以籽种实验为主。
据此逻辑可证，朱国琛作为1911年南门外试验场场长，则应属四川通省农业学堂附属农事试验场场长，定可将其归属为四川通省农业学堂的教职员。目前有关朱国琛的史料文献不多，只知朱曾留学日本学习农科，归国后为革命而到成都，经周善培举荐，担任南门外试验场的场长。在保路运动时期，朱曾主持撰写《川人自保商榷书》，为川省保路运动的蓬勃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都血案”发生后，朱国琛与曹笃一起，组织农场工人发送“水电报”，此后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
二、四川通省农业学堂中的革命党师生
四川通省农业学堂作为晚清四川“五大学堂”（师范学堂、农业学堂、法政学堂、藏文学堂、存古学堂）之一，新思想盛行，革命党群集于此。除曹笃、朱国琛之外，也有其他教员和学生积极加入到革命活动中，史料虽着墨不多，但他们的历史功绩却十分值得称述。
在保路同志军中，有一队保路同志军全部由学生编组而成，共有五百多人。因蒋淳风（四川崇宁县人）是蚕桑传习所（又称为成都蚕桑学堂，实为四川通省农业学堂蚕桑科/蚕桑讲习所，《红档》二中已论证）的学生（见图6），经曹笃介绍加入同盟会，并由他担任大队长。在郫县战斗中，学生军任先锋队，在犀浦战役中，大队长蒋淳风身先士卒，壮烈牺牲。（见图7）
图6：朱学儒《辛亥夏秋成都保路运动大事记述》（2016年）
图7：王蕴兹《同盟会与川西哥老会》（2012年）
此外，在一份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同盟会会员表》（见图8）中，毕业于四川通省农业学堂（即图8中简称的“高等农业学堂”）的刘以仁经曹笃介绍加入同盟会，并在辛亥革命西昌起义时壮烈牺牲（见图9）。毕业于通省蚕桑讲习所（即四川通省农业学堂蚕桑科/蚕桑讲习所，《红档二》中已论证）的刘养愚在就读期间加入同盟会（见图10），并在保路运动中积极奔走，于1915年牺牲。
图8：何一民《转型时期的社会群体》之四川同盟会会员表（1992年）
图9：胡恭先《革命党人在西昌起义的严重教训》（1981年）
图10：彦实《烈士刘养愚事略》（1982年）
以曹笃为代表的四川通省农业学堂中的革命党人，在保路运动中，积极团结同仁与志士，发展会员，投身革命。以现有资料来看，四川通省农业学堂中的革命党师生至少有上述五人，他们对四川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